让每一个中国人滴血的“金融改革”

让每一个中国人滴血的“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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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控股深圳发展银行，这个一度被媒体誉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一个重要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动。究竟是由什么因素推动？又将给中国经济环境乃至社会生活带来哪些冲击？这是一个直到今天，整个中国依然在思考的问题，而且，2007年底突起波澜的世界金融市场所释放出来的、至今依然在蔓延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放大了整个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

2000年底，于幼军主政深圳，将针对深圳国企改制的立意主旨、方向、范围向媒体吹风后，经过近两年的筹划，2002年8月，深圳正式出笼了一份详细的“国企改制计划”，虽然在这份计划清单上，并没有出现深圳发展银行的名字，但一个月后，深圳发展银行就对外宣布，“经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同意美国新桥投资集团(NewbridgeCapitalGroup)作为国外战略投资者进入该行，双方将争取尽快完成此项交易，现正按要求积极进行尽职调查的有关准备工作，将根据调查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就此，“中国上市银行外资并购第一案”正式拉开了序幕。

由于事关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动向，此事据称也引起了一些外国投资者乃至美国银行监管部门的密切关注，并被戴上了一道具有胁迫和勒索味道的枷锁——“由此判断中国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WTO承诺”，也就是说，于幼军关于深发展的“宏大抱负”，让深发展主动钻进了一个可以让国际资本打“政治牌”、借以要挟和讹诈、以谋求中国核心利益的套子中。

成立于1987年的深圳发展银行，是中国第一家上市商业银行，当时已在全国十多座城市拥有200多家分支机构，总资产接近2000亿人民币。而根据资料透露，与深圳发展银行展开“战略合作”的美国新桥集团，是由美国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和美国布兰投资公司（Blum Capital Partners）于1994年在美国德拉维尔(Delaware)注册的私人股权公司，管理的资金总额仅17亿美元，而其母公司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Texas Pacific Group，简称TPG 或 德州太平洋集团）是美国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由大卫·波德曼、吉姆·科尔特和William S. Price III于1992年创立，管理着300多亿美元的资产，注意这其中的措辞，是“管理”而不是“拥有”。也就是说，无论从业务开展时间长度，还是从资金规模，美国新桥集团都无法与它试图并购的深圳发展银行比肩。

也许正是因为看不出深圳发展银行引进的这个“战略伙伴”的战略性体现在什么了什么地方，国家有关部门曾额外关注这一动议中的购并。而在此过程，深圳发展银行的经营也开始出现了大幅度的蹊跷变化，这种蹊跷变化可以从其每年公布出来的“资本准备率”这一数据得到直观体现。根据上市公司年报，2000年底深发展资本充足率达17.56％，2001年这一数据下降为10.57％，2002年，深发展核心资本充足率5.18％、资本充足率则降为9.49％，2003年，这两个数据继续下降，分别为3.24％、6.96％，，2004年，也就是新桥正式入主深圳这一年，深发展资本充足率下降到历史最低，只有2.3%，核心资本充足率也探新低，为2.32%。

同时，深发展的利润也在逐年下降，2002年，深圳发展税前利润为5.17亿，2003年，税前利润3.54亿元，2004年，也就是新桥正式入主当年，深发展发出全年预亏公告，称预计当年亏损将超过3.2亿元。

根据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应不低于4%，资本充足率应不低于8%，于是，不难看出，这些蹊跷变化带来了这样一个结果：短短两年内，在中国经济处于急剧扩张，金融业务异常景气，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均取得不俗业绩之际，地处经济前沿的上市企业——深发展却从一个运作正常的金融机构，快速变成了一家不注资就无法正常运转的商业银行。

虽然在新桥与深发展漫长而充满波折的合作谈判期间，媒体对这一“业界大事”跟踪报道时频繁使用了“较劲、僵持不下、悬而未决”等显示双方存在着“巨大分歧和利益博弈”的字眼，但从深发展此间的业绩曲线变化来看，深发展此举却不但让新桥入主的可能性大增，而且让新桥为这一目标支付的代价更低。这个表面不合逻辑、故意做亏企业的手法，彼时正在全国如火如荼上演的“MBO”中大规模上演。

当然，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也可能远非如此单一，而更为复杂，甚至动机并不是为新桥进驻开道，而恰好是出于对这一合作的抵触，因对“新桥集团介入的深度超出了大家预期”产生抵触，或出于混水好摸鱼心态，一些业务经办人甚至部门负责人，在合作悬而未决、甚至惹上官司、前途未卜之际，通过贷款等业务进行了大量关联交易，由此导致银行业务量短期剧增，并拉底了银行的资金充足率，扩大了银行风险。如果存在这种情况，那么，2004年3月深发展的一个异常举动就得到了看上去最为合理的解释——该行在出现巨亏的情况下，还从当月起悄然提升了资金交易、财务等一些核心机构员工的资薪，以此安抚人心。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2002-2004期间深发展的蹊跷巨变？虽然一般的研究者和观察者都能判断出，这种变化与深发展引进战略合作者举措之间，肯定存在某种直接联系，但其真实的原因，却可能只有现在身在监狱、时任深发展董事长的周林及少数几个局内人才知晓了。而且也许，仅有十余年风险投资资历、资金实力也并不雄厚的新桥能几经波折、最终入主深发展，也如周林或许做梦都没想到他会很快躺在监狱一样富有某种戏剧性和荒诞性：新桥入主深发展之前，周林历任深发展行长、董事长，2002年，正是由于周林的极力主张和牵线搭桥，新桥才搭上了深发展这条船，但是，一切尘埃落定后，2004年11月中旬，即将赴任深发展新行长的韦杰夫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秘密调查”后，亲自向深圳市公安局报案，称有“15亿元贷款被诈骗”。公安局经过侦查，发现这笔巨额违规贷款是由周林亲自经手放出，周林遂锒铛入狱……

在这一过程中，围绕着监管部门发生的几件事，也完全值得再去回味。

2003年12月15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借对深圳发展银行进行了巡回检查，并于2004年1月18日出具了一份《关于要求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限期整改的通知》，这份措辞严厉、内容繁复的通知，被一些媒体认为是监管部门在帮助新桥集团扫清谈判障碍，因为，通知中以严厉措辞提到的不足和失当,多为“深发展和新桥磋商中出现的焦点分歧”。

2004年4月12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4年在华外资银行会议”上称，监管部门已将外资入股比例最高抬升到24.99%，不超过25%就不改变机构性质；单个机构的入股比例也上调到20%。

这一说法为不但为新桥入主深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且也给外资随后大肆席卷中国金融资产打开了一扇大门，甚至让一些外国银行随后对中国银行股份的占有胃口被拔高到了“80%”这一难以置信的比例。

正如后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在报道金桥入主深发展一事时所说，“事实上，银监会一直在努力为外资银行进入铺垫平台”。

根据2003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规定，“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所以，如果没有银监会的首肯和配合，外资根本无法撬开中国金融资产的大门。

正是在金融管理部门的积极配合下，2004年5月底，新桥终于以每股3.5元、总支付12.4亿人民币的代价，从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城建集团、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购得了深发展17.89%的股权，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由此如愿获登“深发展董事长”之位。

仅支付十二亿出头的人民币，就取得了一家彼时已拥有2000多亿资产的上市银行控制权，这是任何一个智商低于50的人都会梦里笑出声的好买卖。而对中国银行业而言，这种不可思议，贱价出售中国核心资产的动作，仅仅是一个开端。

在随后短短两年时间里，在银监会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外资开始了在中国最为核心的战略行业——金融行业——大肆扩张，据知名爱国学者张宏良估计，仅2006年发生在中国金融行业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交易，就可能使国有金融资产的损失额高达1万亿人民币。而这，还仅仅只是货币方面的损失，由此损失了多少国家战略价值？将给中国经济运行和市场带来多大的风险？可能更是一个谁也估计不清的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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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针对深发展引进战略合作伙伴过程出现的异常情况，有“中国政府政策网络汇总平台”之称的国研网，在2004年上半年曾刊出过一篇取名为“深发展的‘发展迷局’”的反省文章，认为“深发展目前的现状值得深思……深发展的教训表明，上市只是解决公司治理结构的外在推动力，国有企业的通病在许多上市国有企业中同样会有，并且可能更严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给投资者以警示，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并非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走出经营困境的灵丹妙药，投资者和四大行的出资人不能对其IPO过于寄予厚望”。以此敲打已经提出上市时间表的几大国有商业银行。

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这样的警示举动显得十分微弱，甚至有些迂腐可笑。

时间推至2004年，改革已经把中国根置于“经济至上、金钱至上”的语境里，对金融行业管理层而言，能争取到海外上市或与外国资本进行“战略合作”，既符合“产权明晰化、经营国际化”的改革主流价值诉求，又可以借机获得股权、期权和其他“合作、上市鸿利”，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在这一点上，深发展给予整个金融行业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据深发展年报资料显示，2004年，深发展所有高管的年薪加起来是688万元，但是一年后，虽然深发展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依然双双不达标，但所有高管的年薪总和却一下飙升了3倍，达到2131.4万元。

一根杠杆，撬翻了整个金融行业。由此，诸多让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举措，开始在国内金融界引竞相“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或快速着手“走进公众资本”的过程中发生。

在深发展与新桥正式签约3个月后，中国银行完成股改，成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代表国家持有100%股权。

2005年8月，苏格兰皇家银行在本土透露，将以31亿美元购入中行10%的股权，并承诺至少投资三年。这一消息被市场吸收后，苏格兰皇家银行股价应声上涨了2.18%。

2005年10月，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通过新闻发布会证实，中国银行已先后与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瑞士银行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四家战略投资者签订了战略合作与投资协议，四家机构共投资67.75亿美元，合计占中国银行21.85%的股份，后经稀释，这一份额下降到16.85%。其中，苏格兰皇家银行持有186.4亿股，占9.18 %。在中国银行股价达到最高峰时，其市值超过1300亿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约合140亿美元，即使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股市全面下挫后，按2008年11月底的股价计算，其市值也超过84亿美元，是当时购入价的2.7倍。

同时，中国银行引入的战略合作伙伴，有的果然明显是在借上市之机分羹、投机，2007年11月，身为第二大外资股东、以15亿美元获得中国银行93.2亿股的淡马锡，以每股4.09港元至4.12港元的价格出售了手中约1/9的股票，套现了5.73亿美元资金，如果按淡马锡此次成交的中间价计算，淡马锡手中执有的中国银行股票总值超过49亿美元，是其当初投资数额的3倍多，而淡马锡这一套现行为，随即导致了中国银行股票下跌。

2005年的下半年，广东另一家地方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也开始对外抛出绣球，在全球范围内引入战略投资者。由于广发行规模比深发展更为庞大，当时已拥有约3500亿人民币资产，在全国共有27家直属机构、502家营业网点，与世界８３个国家和地区９１７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有1200万零售客户，900万持卡人，1.6万家中小企业客户和12,474名员工，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银行５００强之列，且正筹划香港上市事宜。所以，此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全球范围引来了众多银行和大财团参与竞标。

其中，美国花旗银行志在独得“广发行85%以上的股份”，这一异想天开的目标在遭到阻扰后，花旗银行改变策略，一面发动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亲自前往中国，游说政府官员考虑花旗的收购，一面与中国人寿、中粮集团、中信信托、国家电网、中国节能投资公司、中国普天集团等企业组成联合竞标团，参与对广发行的角逐。

2006年10月，花旗银行终于如愿以偿，由它主导的竞标团共出资242.67亿元，最终得到了广发行约85.6％的股份，其中，花旗银行大约出资60亿人民币，拿到了36%的股份，获得了对广发行的相对控股权。

而仅仅半年前的2006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还曾公开强调，“商业银行改革要……坚持国家的绝对控股地位，保持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外资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总比例不得超过25%仍是不得突破的高压线”。

但是，花旗入驻广发行，不但取得了相对控股权，而且持有的股份高达36%，远远超过25%这一“高压线”。而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虽然花旗当初使尽浑身解数，仅以约9亿美元，就拿下了广发行36%的股份，但在控制广发行后不到一年，花旗竟多次公开威胁广东省政府“必须拿出600亿现金充抵银行的坏账”。

在国内金融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建设银行，在上市过程也上演了一幕幕或许注定要写入历史的荒诞交易。2005年，在建设银行进行价值50至100亿美元海外上市之前，即以“改良建行股权结构，有利于建行今后发展”之名，分别在2005年6月17日和2005年7月1日，与美洲银行和淡马锡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建行与美洲银行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美洲银行分量阶段，共斥资30亿美元，购入建行9%的股份。同时美洲银行还保留一项特殊期权：未来数年内可增持建设银行股份至19.9%。虽然建行行长对转让的具体价码闭口不言，但有记者根据建行2004年的年报推算出，建行按此协议转让给美洲银行的价格“约为每股1.426元”（一说0.94元）。而淡马锡则投资约14亿美元，购入了建行5.1%股权，此外淡马锡还承诺，在建行IPO时，将购入不少于10亿美元的建行股权。

当年10月，建行在香港上市，其股票发行价为每股2.35港元，所以，无论几个月前美洲银行和淡马锡是以每股0.94元还是1.426元购入，都溢价颇厚，而更让国内股民至今依然在议论的是，建行在国内发行A股时，发行价却高达6.45元，是外资当初购入价的数倍之多，是香港发行价的2.74倍，而国内的申购资金超过2万亿……

有关建行的故事尚未结束，2008年5月28日，一位化名老钟的网友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称“建设银行在5月27日晚发的一个公告足以震惊世界”——

5月27日，建设银行的一纸公告震惊了世界，该公告称：中国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央汇金公司，中国最大的金融投资公司，归国务院直接领导）将于6月5日前将60亿股中国建设银行H股(00939.HK)以2.42港币/股的超低价卖给美国银行公司（下称美国银行），截止到今天，建设银行的H股收盘价是6.94港币/股，折价率高达65.13%！即美国银行从中央汇金公司手中买走的建设银行的60亿H股，只相当于市场价的34.87%，仅此一笔买卖，中央汇金公司白白让利271.2亿港元于美国银行！并且，该公告还宣布，美国银行还可以在未来以不超过2.78港币/股的低价，继续从中央汇金公司购买195.8亿股建设银行的股份。如果按建设银行现时H股市价算，美国银行将在这一系列的买卖过程中累计套得1085亿港元的无风险收益！”

知名爱国学者张宏良则在同一天，对这笔“美国银行今天当天就获利超过250亿人民币，超过了此次汶川大地震全国捐款总额”的交易发出这样的长叹——“历史名将左宗棠曾仰天悲叹；一个李鸿章，抵得上十路法国大军。现在则是几只美国鹦鹉，就能影响中国70万亿金融资产的去向”。

曾长期位居“全球市值最高银行”之席的中国工商银行，其上市及筹备过程发生的荒诞事件，一点也不亚于建行。

2005年四月，在国家向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后，以助工商银行重组上市。2006年1月，高盛公司、美国运通公司和德国安联保险公司“决定”向正在筹备上市的中国工商银行投资，在得到银监会首肯后，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以38亿美元的总价，认购了工商银行8.45%的股份，每股价格仅为1.16元，正在严控金融资产的俄罗斯境内的《商业会商日报》，随即对这桩不可思议的交易进行了报道，认为“高盛等公司正在大发中国财”，并称，高盛公司“仅从投资中国工商银行上市首次公开发行一项，就可猛赚57亿美元”。

工商银行如期上市后，其市值曾一度飙升到2313亿美元，而这对三家外资公司而言则意味着，不到一年时间，它们就从这笔交易中净赚了约157.44亿美元；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9月，工商银行的市值市值缩水至约1680亿美元，8.45%的股权份额也价值141.96亿美元。三家所赚数额也在百亿美元以上。

虽然工商行慷慨把股票以战略合作名义低价出售给外国企业，但对国内的投资者，却又不可理喻地摆出了另一张面孔——其对国内的发行价每股为3.12元，是对外资发行价的2.69倍。

金融行业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并使战略合作伙伴短期内获得巨额收益的名单还很长很长——

2003年，花旗集团投资近６亿元人民币，取得浦东发展银行５％的股份，并许诺在获得批准后，将继续增持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１９．９％的股份．浦发行股价一度曾超过57元，花旗账面净赚100亿元。

２００４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１.１（约８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每股仅约3.72元。民生银行股价一度超过23元，加上两年送配，亚洲金融公司所持股票市值超过50亿元，账面利润约40亿。

同年，汇丰银行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名义，投资144．61亿元人民币买入交通银行19．9％股权，共 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

2005年，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

同年，荷兰国际集团下属ING银行购买其19.9%的股权，总投资达到17.8亿元，折合每股1.78元，成为北京银行第一大股东。同时，国际金融公司购入北京银行5%的股份。按照上市首日盘中价格25元计算，两家外资公司获利近300亿。

２００６年，西班牙毕尔巴鄂维茨卡亚对外银行（BBVA）以5.01亿欧元认购中信集团持有的中信银行5%股权，每股价格2.77，且之后有权增持至9.9%.。同一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１０亿股，兴业银行于2007年上市，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是外资购买价的5.92倍，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一万一千亿。当年股价达到62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600亿，在遭遇金融危机重创后，2008年11月底该股股价约为14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113亿。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就是按目前最低行情看，也等于绝大部分募资都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

此外，渤海银行被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19.9%的股份。西安银行被国际金融公司和加拿大丰业银行参股5%，并且规定在未来四年内以期权投资的方式认购西安银行总股份的24.9%，济南市银行被澳洲联邦银行购入11%的股权，并规定对方有权在2008年5月将所持股份增至20%。杭州市银行被澳洲联邦银行斥资6.25亿元获取19.9%的股权

…… ……

伴随着金融业竞相引进战略合作者和上市，果然是业内薪酬大增。

2007年初，有媒体在对2006年薪酬进行总结时，对金融业用了这样一个词，“拔得头筹”。并特别强调，“值得一提的是，在金融行业薪酬相对其他行业高位运行的情况下，银行业相比证券、保险来说，又处于一个独领风骚的位置”、“金融保险企业的加入，（令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排行榜重新洗牌”。

2005年年薪即达605万、被业界戏称为“天价洋管家”的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2006年年薪飙升到995万元，涨幅高达64.46％，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年薪达到446.18万，民生银行王世年薪为174.47万，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年薪125万，成为“国际企业”、“上市公司”的平安保险公司一鸣惊人，同属平安的马明哲以年薪1338万元、梁家驹以年薪1710万、理查·杰克森以年薪1228万元、张子欣以年薪1115万元，一举囊括2006年上市公司高管个人薪酬前四强。

当年，平安保险高管年薪总额高达7464.85万元，中国银行紧随其后，达3211.33万元。薪酬最高的前十位上市公司，金融保险行业板块占了七席之多，深圳发展银行、平安保险、中国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均位列其中。

2007年，金融高管继续涨水的年薪更成为各路新闻竞相关注的焦点。

这一年，银行业年薪千万的有三人，深发展法兰克·纽曼年薪再跃至2285万，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年薪1748.62万，民生银行行长王浵世年薪1004.61万。

年薪百万更多达百余人，其中，工商银行12人，中国银行12人，交通银行10人，华夏银行9人，人浦发银行10人，深发展7人，招商银行14人，民生银行10，人北京银行10人，兴业银行6人，中信银行13人，建设银行15人，南京银行2人，宁波银行9人，上市银行高管年薪超500万元的，也从2006年的1位增长到16位。

上市银行高管总薪酬自然也让人目瞪口呆：民生银行8994.58万，招商银行5319万，中信银行4680万，深发展4667万，中国银行3704.7万，北京银行2538.52万，工商银行2259.7万，浦发银行2133万，交通银行2046.58万，华夏银行1754.52万，兴业银行1593.33万，宁波银行1394.09万，建设银行1237.6万，南京银行805.01万。

至此，在损失了中国上万亿核心资产后，银行高管们的薪酬终于领先中国其他人民一大步，达到甚至超过了“欧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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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大格局，从2005年以来一直争论未断，并曾在2005年底和2008年7月掀起过两次高潮，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和蔓延，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近年来金融界全行业几乎竞相“以超低价格引进外国合作者，争取海外上市”的行为更为关注，源于“金融创新和市场自由”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理论都面临重新解释，而无疑，基于这一理论假设而被当事者和主管部门认为具有合理性的中国金融业改革举措，更需要得到重新认识。

2005年，大批国外财团一窝蜂进入中国金融界“掘金”，而中国金融界的表现也是“正中下怀”，甚至还透过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向一些购买中国银行股份的战略合作者如美洲银行、英格兰皇家银行提供“如果未来数年内银行的财务健康状况恶化，（投资者）可获得足额赔偿”之类的保证。

对这一动向，国内正式出现了两种明显不同的声音：一方面，银监会在继续“为外资的顺利进入铺垫平台”，银监会一位高级官员当时向媒体透露，监管部门正在考虑提高外资股东在中资银行中的持股比例上限。而一些金融专家则通过媒体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在目前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热潮中，应防止中国银行业被贱卖”。

当时，国家对外资持股的政策是“单一外资股东在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同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

而正在与广发行展开谈判的美国花旗银行，入股愿望却是占“85%”的份额，经过让步后，份额依然超过30%，同时，花旗对另一家正在谈判的浦东银行，明确表示的持股愿望也超过了“50%”，而另一个业界巨头——汇丰，也曾多次公开表示，如果时机成熟，将会增持对交行（已持有19.9％）的持股比例。这些外资大佬信心百倍地急于想更深入地“参与甚至控制中国金融建设”的“热情”，让“一直在努力为外资进入铺垫平台”的银监会也感到了棘手，于是，银监会很快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对现行外资持股中资银行上限政策进行“重新评估”。银监会国际部主任韩明智随后对媒体：（评估后），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有望得到逐步提高。

但有金融专家对“建行约用15%左右的股权换来了40亿美元，中行则将用10%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这类行为感到不解和担忧，因为“从被入股银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实际控制力和市场影响力来看，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就出售这么大比例股份实在太便宜了”。他还以工行为例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工商银行在国内拥有2.2万个网点，控制着中国银行业近20%的资产。外国投资者入股该行后，实际也获得了一个与工行共享影响力。在积极性财政政策和金融创新中分享到中国金融市场潜在的爆炸式增长。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谭雅玲研究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提出了另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进外资，包括邀请外国大银行设计我国银行改革的模式，意味着把国有商业银行的全部信息告诉了国外投资者，核心竞争力和核心的弱点都毫无保留地表露在他们面前，其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似乎更值得深思。

建行在香港上市前后，新华社高级记者丛亚平、德邦证券总裁余云辉、上海银行同业金融部总经理骆德明、《董事会》杂志执行主编袁剑、安邦集团首席分析师陈功等纷纷撰文，指出“金融股权出售浪潮值得警惕”，“中国正在‘贱卖’自己的银行业”，质问“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由此引爆了一场至今仍方兴未艾、时有波澜的有关“国有银行被贱卖”的争论。

2005年末那场缺乏公众和网络参与、基本在媒体上进行的激烈争论，先后将建设银行董事长、央行行长、中国银行董事长、交行董事长、银监会主席、副主席、“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胡祖六以及叶檀、于慧丰等知名财经评论人牵扯进来，人民网、中金网专门为这场争论做了专题，期间甚至惊动了国家审计局，而伴随着这一争论的背景是，2005年前三个季度，多达74名银行高管案发落马……

战火由余云辉、骆德明联合在《董事长》杂志刊发的《银行“贱卖”争论甚嚣尘上 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一文最终点燃，在这一长达7000余字的文章中，余、骆二人矛头直指银监局，尖锐指出，“（一个国家的）金融犹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国防”，构成“现代经济的核心”，但是，“监管当局（却）将金融企业引入外资(或曰战略投资者)、境外上市当作改善金融企业治理结构、提高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惟一法宝，其代价巨大、其后果严重”，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银行”，还直接导致“国内金融企业在境外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给中国金融的金融安全带来严重的隐患”。

监管高层力推金融企业大举引入外资的一个原因是：引入外资可以完善我国金融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提高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以便减少银行的不良资产。其实，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跟各地不均衡的改革和不平衡的开放甚至过度开放有关，也跟忽冷忽热的政府投资冲动有关，跟资本市场人为滞后有关，并非银行治理结构一个因素发挥作用。即使为了改善治理结构，引进外资也未必具有想象中的效果。

这可从国内某银行引入外资后的公司治理运行结果可以看出。自1999年以来，该行先后引进汇丰银行等外资，外资股份比例达到18%。因外资的引入而设立董事会，后来又设立了监事会。在此，实际运行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运行，行长级领导还是由组织部门任命和管理，董事会没有选择经营班子的实际权力，监事会也只是安排干部的一个机构，难以发挥监督作用。

再从经营管理来看，汇丰银行等入股这家银行之后，签订了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所谓的技术援助，只是搞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已，从未将其核心管理技术传授给该银行，即使像成本分摊方法这些并非核心的技术，问他们也不肯说。

建立一个完善的法人法理结构，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的创新，绝对不是外资参股之后就能够形成的。……其实，在中国，还是存在一些没有通过引进外资、没有海外上市却运作得十分成功的金融企业，比如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联。

这篇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在业内激起了巨大波澜，相关当事人或通过记者采访，或直接撰文回应。

2005年11月3日，在由《欧洲货币》杂志、中行、汇丰和穆迪联合在北京主办的“2005中国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长周小川连讲了两个“很妙很高深”的“故事”，用以暗示外界对银行改革的质疑，是出于“忘旧”。

他的第一个故事是，“2002年下半年的时候，国际上所有知名的报刊杂志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定时炸弹’，在今后的几年中炸弹可能爆炸，产生金融危机，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他的第二个故事，则围绕“亚洲金融风暴”展开——“五年前，亚洲金融风暴后，中国开始改进银行业标准，这一改变很快暴露了许多问题，不良资产上升，银行业面临困境……此后的WTO谈判，（因为）很少有国家或大型金融机构对进入中国银行业究竟占多大比例提出要求。以至于在我国的入世承诺书中，都没有对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作出约定……”。

对行长两个“行若流云的故事”心领神会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开始在论坛上为银行引进海外投资者这一行为公开辩解，认为“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不会威胁我国金融安全。改革过程支付一定成本（也）是必然的，但最终会获得更大的收益”。

11月12日，在“全国地方金融第九次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针对近期的银行被贱卖一说，给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看法，他表示，“认为‘战略投资者低价贱买，待银行上市后获得厚利’这一说法。有失偏颇……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在银行上市之前，因此不应该按上市之后的价格来衡量。而且从现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银行情况来看，整体上净资产是有所增值的……引进战略投资者特别是有品牌效应的投资者之后，银行上市的效益还会有所提高”。

他也不同意外资进入会给国家金融安全带来隐患的观点，“国家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主要是指国家战略、国家整个经济运行，银行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是微观对宏观的作用，不要把一个银行的金融风险看成是国家的金融安全问题……银行的金融安全取决于银行金融风险的程度，从这一点上，我们应该看到，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和我们目标是一致的”。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他觉得“引进外资”刚好是加强了对我国银行金融风险的防范，而不是带来了金融安全隐患，故而，对“（引进海外合作者）会影响国家金融安全这样的提法”，他认为“可能不妥“。

11月21日，建行董事长郭树清通过《国际金融报》，首次正面回应媒体对建行的五大质疑，郭树清认为，“美洲银行入股的市净率是1.15倍，淡马锡的价格更高一些，为1.19倍”，所以“贱卖一说并不存立”，“（建行）现在的股权结构情况是，海外机构和个人持股占25.75%，国有控股占74%以上，即使以后美国银行行使期权再买10%左右，国有控股仍将在60%以上，占绝对优势……（海外）上市（是搞好国有银行）的一种必要条件……战略投资者会改善公司治理，会带来技术支持，会与我们一起来共同面对未来的市场风险，这些都是无形资产性质的收益，是建行的新契机、新起点”。

11月28日，《金融时报》刊出了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回应国有银行上市“贱卖论”的专访文章，肖钢认为，“与战略合作伙伴的定价，有一定区别，也考虑到了无形资产的价值”，“不改革……才是真正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最大隐患”，“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后，国家仍然对国有商业银行保持了绝对控股”。

一天后，也就是11月29日，《中国经营报》刊登出了交行董事长蒋超良接受《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文章，蒋超良在该专访中表示，“国有商业银行引资、上市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不合实际”。恰恰相反，“交行上市和股价上扬后，持股比例最高的国有股东受益最大，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交行与汇丰不是‘零和游戏’”，“交行走向国际资本市场，一方面建立了可持续融资的资本补充机制，另一方面则可以借助国际资本市场严格的监管和投资者的监督，促进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同一天，《财经》杂志也刊出了“央行行长周小川再驳国有银行‘贱卖论’”的专访文章，周小川在采访中表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价差，在于）中国资产处置市场深度仍不够，并且定价能力弱，因此在批发与零售(投资者)中产生的价差应被视为本次财务重组的成本……中央汇金公司在2003年底向建行注资225亿美元是一项投资行为，目的是取得回报，而非仅仅填补建行账面上的窟窿……这项投资已有良好回报，因此国家并没有为此付出代价”。

12月4日，《经济观察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在国内屡遭非议的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胡祖六为中国银行业引进国际战略伙伴进行全面辩护的文章：《国有银行改革需要引进国际战略投资吗》。文章通过列举一系列数据和案例，认为“国际战略投资者为中国的银行带来了明显的短期利益，和中长期的潜在‘增值’效应，所以战略投资者通过较低的进入价格以分享部分未来‘溢价’，是合情合理的‘公平买卖’，并无所谓国有资产‘贱卖’问题”。

一天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谈了银监会对国有银行战略投资人的5个严格标准和要求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境外战略投资者投机获利机会很少，（这些标准保证了）战略合作者必须和中国国有银行做到长期合作，（才能）互利共赢。所以，我们认为并不存在国有银行被贱卖的情况”。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刘明康还公布了“银监会‘特别工作小组’对现行外资持股上限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后结出的一个果”——“25%并非外资股东入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25%的规定只针对非上市银行，上市银行不受此限制”。

12月8日，在2005年首届全面小康论坛上， “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购时，力挺“金融界引进国际战略合作和境外上市”举措，并声称“要看看鼓噪国有银行贱卖的是些什么人”。

12月12日，在《财经》主办的“财经年会”上，与会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高管高调回应“国有银行贱卖论”，强调要“相信市场”，同时也相信“自己对价值的判断”。

反驳队伍的规格之高，炮火之密集，所显示的巨大话语权和游刃有余的资源支配能力，堪称前所未有。甚至，战火一度还燃到了当时被社会各界喻为“政府良心”、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头上。

12月2日，乘李金华前去参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论坛”之机，有记者“揪住了”刚刚做完题为“加强审计监督，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演讲的李金华审计长，在这篇演讲中，李金华重点提到了“金融审计”，并称“1998年至今，在各级审计机关发现的15000多起案件中，很多都发生在金融领域；近几年包括今年审计署发现的1000多起案子，有一半以上来自国有银行”，它被与会者认为是一个回应社会呼吁的一个信号性反馈。而李金华也似乎确实有意对银行是否贱卖一事进行深入追查，他向“揪住”他的记者明确表示，“审计署非常关注（银行被贱卖的传言）一事，但究竟是否贱卖，要通过下一步的审计才能得出结论”。

虽然反驳队伍规格很高，也不乏夹杂着吴敬琏之流的危言恫吓，但对中国银行被贱卖的质疑声一直没有断绝，一个名叫“叶晶莹”的评论人敏锐地察觉到，有关金融是否贱卖，是“一场复杂的利益之争”；在胡祖六在《经济观察报》洋洋洒洒发表了两个整版的文章后，《证券时报》的何力益迅速撰写了一篇题为《严格把关引进真正战略投资者》的文章中，对其观点进行了一一驳斥；知名评论人叶檀也不甘落后，将矛头对准了这个近年来在国内资本界、学术界到处乱窜的“博士”，认为其的言论“不可避免地（会）沾上利益色彩，是外资投行获利‘计谋’的一部分”，而且，“这一论调（还）有迹可循……2001年胡祖六唱衰中国股市，（就）被认为是国外投行到内地股市渔利的舆论攻势”；《北京晨报》则有意把“银监会主席驳贱卖论”和“74名银行高管落马”两条新闻放在一起，给读者以一个突兀、怪异的对比遐想；知名财经评论人余丰慧在吴敬琏要看看“鼓噪国有银行贱卖的是些什么人”的第二天，即在《国际金融报》上发出了一篇名为“‘国有银行贱卖论’并非空穴来风”的评论，大有与吴敬琏公开叫板对阵之意。

该文引用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陈功此前撰写的文章称，“我们正在‘出卖’整个银行业。外资总共花了多少钱？可以说非常之少！100亿美元就换来了国内三大国有商业银行10－15%的股权，这简直会成为世界银行界的历史性笑话！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还在求着把股权卖给别人”。并针锋相对指出，“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不能由力推国有银行股改的当事者和身在国有银行其中、具体进行股改操作的管理者说了算，而应该由权威中立机构说了算”。

因鼓吹“MBO”挨了网友一顿乱棍的周其仁和深潜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巴曙松，也按耐不住，乘乱冲入阵中，一个叫着要“看戏”，一个则猛和稀泥，称对银行引入海外战略合作者之举，需要“超越具体的利益模式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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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郎咸平的出现，导致MBO成为一场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一样，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有关金融改革的争论，才最终突破媒体这堵高墙，在2008年变成了一个备受普通公众关注的社会话题。这个人，就是在国内已广为人知的爱国学者、中央民族大学金融所所长张宏良教授。

2006年底我在深圳调研期间，因为一篇解读16大的文章——《伟大的转折》，第一次注意到了“张宏良”这个名字，这篇上万字的雄文虽然个别数据不准确，一些观点也有待商榷。但胜在气势雄伟，激情四射，其笔端所流露出来的浓郁的爱国忧民意识，以及矛头直指社会焦点问题的战士姿态，尤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罕有，让人一见难忘。

我很惊讶，怎么以前没听说过国内学术界有这样一号人物？

后来见了面，才知其中确实有段原委。

原来，多年前，张宏良教授也算得上是改革派学者中的一员，也经常与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起到全国各地开座谈会、研讨会，接一些省上市里的课题。但是，一场偶然发生的、差点要了他的命的车祸，让他突然顿悟了——他被抢救过来，躺在病床上修养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假如这次他真走了，他究竟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他现在干的这些，除了得到了钱，对这个国家和社会有什么意义？

一场车祸，一个追问，一次长省，让中国学术界从此多了一个手持长矛、激情四射、雄辩滔滔的爱国学者。

写完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的“鲁能事件”后，张宏良讲授开始密切关注金融证券领域发生的大事，连续写了《盛世危言，大祸临头前的媒体狂欢》、《互换——刺杀中国金融的封喉一剑》、《证券监管与经济安全》等在网上被广泛传播的博客文章，而其中一篇长达万言的《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更因为用详尽的事实、宏大的视野、通俗易懂的手法阐述了金融改革的荒诞逻辑及其可能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在社会产生了广泛轰动，并被在国内舆论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瞭望》杂志编辑刊发。

金融界不得不站出来“消除影响”，出戈反击，由此继2005年底第一场争论后，再将有关“金融改革”的话题推向又一个高峰，只是，这一次不同以往的是，它终于成为了一个得以在网上广泛流传、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公共性话题。

我曾仔细分析过2005年那场争论的大部分文本，也曾对那场争论为什么没有挣脱媒体，向大众舆论也就是网络延伸开来感到困惑，因为那场争论，无论反驳者的份量、数量、激烈程度，还是所争论话题对中国经济乃至大众生活的重要性，均属“重量级”，即使从娱乐角度，整个过程也颇具有观赏性，可是，作为一个事实却是，那场争论自始至终确实只在媒体上展开。并没有在当时已经经历过“MBO洗礼”的网络舆论中扩散开来。

看了张宏良教授成功将“金融改革”争论引爆为一个公共话题的博文——《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后，我才突然醒悟这其中的缘由。

2005年那场争论，争论双方对问题的表述“专业性”、“技术性”味道相对较浓，并没有将金融改革可能给中国经济和大众生活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展开来谈。且偏重“技术”、“专业”的分析，必然会因强调理性而排斥感性表达，这对一般读者而言缺乏感染力。产生它与自己关系不大的错觉。

但张宏良教授文章的风格却大大的不一样，虽然他已是金融专业领域的一个博导，但他的文章，与国人广泛关注的郎咸平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演讲，还是写作，都旁征博引、情感勃发、激情四射、直观、生动，善于用富有感情色彩和生活化的语言，将一些带有专业理论性质的事件及其已经和将会产生的社会后果的重大性、严峻性深入浅出地展示出来，让一般的非专业人士一读就明白了——晕，原来高墙深院里搞的这套金融改革，竟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竟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如此严重甚至具有颠覆意义的影响！遂也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于是，反响愈来愈大，渐成一股使金融界坐卧不安的社会洪流，，以致不得不再起身回应。

在征得张宏良教授本人同意后，我将这篇在金融改革争论中不可多见、高屋建瓴、也可能将构成中国金融改革一个历史节点的雄文全文转载如下：

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

在《拉萨暴乱：超越1840年的最大买单》一文中我曾指出，台湾322公投、拉萨暴乱、抵制北京奥运会等一系列手段，目的是控制中国金融，让中国为西方正在发生的信用危机买单。现在，第一单已经下来了：中国银监会刚刚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此前规定，外资单独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0%，联合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5%），中国将成为有史以来国有银行任凭外资控股的唯一国家，成为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国民丧失经济和金融控制权的第一个国家。该决定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分期意义的里程碑式文件，中国将可能由此开始丧失经济和金融主导权的悲惨历史。西方国家终于可能在满足中国人奥运梦想之前，率先满足控股中国银行，进而控制中国经济的历史性梦想。面对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血色碑文，我不禁泪如雨下，中国输了！1840年以来一代接一代人的流血牺牲、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终究还是没有跳出西方列强的魔掌，当初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现在夹着皮包又回来了，并且比当初逃跑前回来的更加风光，成为了可以控股中国金融和中国经济的总老板。

从2006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银行对美国企业完全开放，到现在中国银监会发文取消限制，期间仅仅只有6个月时间，有关管理部门贯彻落实美国决议的效率之高，恐怕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那次会议，美国国会义工通过了关于两个国家的决议，一个是伊拉克分治决议，一个是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决议，目前，关于伊拉克决议的落实还没个影子，关于中国的决议就变成了现实。两个决议取得的不同结果，证明了美国21世纪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卓有成效的：用“美国鹦鹉”代替巡航导弹，更加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此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就曾声明，21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要从以军事打击和情报渗透为主，转向以培养对方国家的学术、政治精英（即美国鹦鹉）为主，以此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打开中国金融市场，就是21世纪美国鹦鹉外交最富成就的卓越胜利。

去年9月5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为当年1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定下目标，就是要求中国取消对外资在银行、保险及证券公司的持股限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通过控股中国银行来弥补次贷危机的损失。这一点从当时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首席财务官普莱斯的讲话中反映的十分清楚，他告诉人们，2005年6月美国银行投入中国建设银行30亿美元，短短2年后的今天，美国银行在中国建设银行的直接和潜在获利已达到320亿美元，足以抵消该行在次贷危机中损失的近40亿美元。普莱斯的讲话人让所有美国人都激动不已，仅仅参股中国银行2年就有高达10余倍的惊人回报，如果直接控股中国银行，回报该是何等辉煌，恐怕将会达到百倍千倍！又一个新大陆展现在面前，面对这有史以来的最大金矿，盎格鲁·撒克逊人激动得浑身发抖，国会迅速以404票赞成、4票反对的罕见结果通过了要求中国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

决议通过的当天，美国前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便率领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飞抵上海，在上海摸清北京底细并做好周密安排后，9月9日奔赴北京。飞机一落地，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便如同水银泻地般四散开来，按照各自专长和人脉关系，分别赴向商务部、银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委，赴向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等国有金融机构高层，以及部分最高咨询机构、研究机构和重点高校，游说中国彻底打开金融国门。华尔街游说团的游说，如同一张无形大网，将各种反对声音一网打尽，接受了华尔街游说团旨意的大大小小的美国鹦鹉，掀起了比《新大陆交响乐》更加激越的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大合唱，其中最刺耳的尖啸恰恰来自于金融界的几个重量级人物，他们声称“世界一体化了，中国早晚都要取消金融管制，不如尽早取消”。这就如同在说“人早晚都要死，不如尽早弄死”一样地荒唐，可就是如此荒唐的论调却成为中国金融开放的主旋律。

当12月美国财长鲍尔森率领美国代表团再次飞抵北京，准备举行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中国学术界金融界发出响彻云霄的开放主旋律告诉他，不用再谈了，美国的一切要求都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