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说再见的“2008”

难说再见的“2008”

一年了，该为这不平凡的一年写点什么了。

年初的时候去一个朋友家拜年，朋友问我的打算，是否已有确定的去处？

我说，“如果你看见一幢房子着火了，你是去救火，还是默默走开，忙着去拿自己的面包”?

朋友有些愕然地望著我。

我告诉他，2008会注定不平静，有很多大事将会发生，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逡巡其间，我个人的力量虽然微不足道，但危机当前，却愧于袖手。

这一年，也真的是大事一件接一件地发生。甚至一件比一件大：一件比一件牵扯的范围更大，影响更广。

3月初，和几个青年学者发起了一场“质疑广东发展模式”的研讨会，这一年中，也只有这个研讨会是我们自发组织起来的活动，而这场研讨会中很多提到的预言，公开后也被一些网友觉得是在危言耸听的内容，在年底开始显露端倪，广东发展模式下当地与外向经济之间脆弱的粘合力，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立即暴露无遗。30年来，很大一部分当地政府，在用地租经济的方式消耗曾经打遍全球无敌手的“比较优势”，而它所必然带来的隐患，也许才刚刚开始显露。正如在研讨会上我所说——也许，它所引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危机，而可能是一个社会危机。

我和与会的那些学者，与广东并无宿愿，我们对广东所提出的质疑和担忧，不过是经过系统研究、比较甚至实地考察后得出的一些结论。我们希望这些能引起广东各界重视，并得以治理，而这种“重视和治理”后的结果，将使所有广东人受惠，这就是我们开这个研讨会的目的。

4月，圣火门。

5月，汶川大地震。

6月，以“广州50岁以上老人肺都是黑的”这一新闻为背景，协助博客中国，为回国的国际活动家文嘉筠召开了一个有关“环境问题”的研讨，虽然我对这个有着天才般思维的中科大高材生的背景了解得还不算够，但某种意义上，从我们一年多的交往看，她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我从她那里了解到了一些新的知识，也深受启发。

8月，地产断供门。

8-9月，毒奶粉。

10月，金融危机。

对今年这些接踵而至事件，我都写过一些文章，甚至指名道姓地批评过一些人，观点得到了一些网友的支持，也受到一些人的抵触，有的甚至态度很强硬，称我是“5毛”。

“5毛”也罢，“8毛”也罢，是说我发完帖子多少还有点收益，可是很遗憾，我发帖子，包括去参加或主持研讨会，都属于自己掏钱的自助行为。在当前的价值氛围下，这样的行为可能让人难以理解，对此我也不想去解释。总之，事实就是这样简单。

也许，这个体现在此节的态度，就是现在很多学者一致得出的一个结论：我们的社会出现了很大的裂痕。是哦，也许是这样，似乎人人都在愤怒、臆想或怀疑。

在这种愤怒、臆想或怀疑中，作为秩序的基础——“共识”消失了，甚至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共识也消失了。

人之所以能组成社会，就在于发现彼此需要，也存在一种价值上的共识。

但是，也许，“经济之上”的洪流，已经将一些对一个“社会人”而言必要的内在要求冲刷得面目全非了，当我这些年来，在火车站，或汽车站，听到广播一本正经地告诉大家不要轻信陌生人，提防陌生人的时候，我都感觉到一种荒诞——这种提防的提示，其实就是人对自身的轻蔑，乃至践踏，一个社会意识要扭曲到什么程度，才会公然号召大家得互相提防着点？而更为悲剧的地方在于，几乎没人觉得这样的提示存在不妥的地方。这就像一个众人熟知的管理训条——“离了谁地球照转”一样，这个被广为传播，也广为人知的“训条”，其实也充满了人对自己的价值的蔑视和践踏，而且没有任何人能从这个“谁”中撇开去。

2008年最郁闷的事，是去看了《硬汉》这部电影，这是一部情节很简单，一些画面、情节比较粗燥和生硬、存在“表演过度嫌疑”的电影，但它从某个角度，透视了一个时代的价值悲剧：只有脑壳有病的人，才会成为一种与社会邪恶对峙的符号。

这也许是一种深思，也许是一种调笑，也许兼而有之，无论基于何种初衷，显示出的，都是一种时代的病态，或者可以说，得病的不是那个退役军人，而是我们所处身的时代。

2008年最开心的事，是终于在一个朋友对某部电视连续剧才华横溢的评论中，看到了我的一些让人不解的行为，能从她对那部电视剧的解读中获得合乎逻辑的解释。在这些评论中，她试图从一个客观、完整的价值框架去解读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可惜，因为一件不开心的事，她离开了，很让人惋惜。

纷乱的2008年就要过去了，危机在持续，生活也将继续，我也正式开始全力投入到一本书的写作中，这是年初就在着手准备的一件事，但屡被外界发生的大事中断。

2009，我希望自己不再愤怒，虽然这种希望于我，是如此的渺茫。